2026年9月3日下午，应厦门大学历史与文化遗产学院邀请，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张志云在南光楼317室作主题为“爱尔兰人在中国：职业、旅程和观察”的讲座。本次讲座由伍伶飞副教授主持，莅临现场的嘉宾包括水海刚教授、王海副教授、张珺助理教授等。该讲座属于厦门大学历史与文化遗产学院“双一流系列讲座”暨“强基拔尖人才培养系列讲座”，由厦门大学中国海关史研究中心承办。

本次讲座聚焦于中国海关史、外侨社会与不列颠帝国边缘群体研究，提出一个长期被学界忽视的核心命题：近代在华影响中英关系的“英国人”，其主体实为来自不列颠联合王国边缘地带的苏格兰人、北英格兰人与爱尔兰人，特别是乌斯特（Ulster）与盎格鲁爱尔兰（Anglo-Irish）群体。这些“Men on the spot”凭借其独特的文化身份与政治柔韧度，在实际上“重新定义”了伦敦外交部制定的对华政策，构成了中英关系中一条隐匿而关键的“爱尔兰观察暗线”。

张志云教授首先指出，既有研究多关注“不列颠帝国”在全球的殖民多元性，但极少深入剖析“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内部的民族、宗教与政治分歧。事实上，英格兰与爱尔兰之间历史上的复杂关系，伴随着宗教改革、殖民拓荒、大饥荒与独立战争，深刻塑造了爱尔兰人对英格兰的疏离感与矛盾心理。这种心理投射到远东，使得来华的英籍官员多为“非英格兰出身”，他们必须在清廷、列强与伦敦之间进行自我调适，从而发展出比英格兰贵族更具弹性与实用主义的外交风格。

首先以赫德这一人物为例展开讲解，张志云教授重点讲述了了赫德的《局外旁观论》。1865年赫德向董恂、宝鋆提交此文，批评清军老弱虚额、官员不谙实务、胥吏把持衙门等积弊。总理衙门将其送往外省督抚征询意见，恭亲王评价其“于中外情形，尚能留心体察”，文祥则表示需要时间吸收西方事物，并预言五十年后外国人将反过来担忧中国学习太快。慈禧太后在庚子拳乱后接见赫德时，仍肯定该论的建议“经得起推敲”。1911年赫德过世，清政府下诏褒扬其“在中国宣力五十余年”，加恩赏加太子太保衔。

郭嵩焘最初认为赫德“不能不帮护英国”，但后来改观，称其“精核缜密，条理井然”且“中国求此人才固不可得”。英籍关员庆丕则形容赫德像《金银岛》中的弗林特船长，令人畏惧又难以捉摸，认为他确有“爱尔兰风格”但仅止于某种程度，而赫德的汉语口音常暴露其外国或爱尔兰血统。只有盎格鲁爱尔兰人才能真正理解赫德的乌斯特特质——多疑谨慎、社交矜持却兼具诗人浪漫，晚年更受东方生死观影响。

在群体划分上，张志云教授的研究将在华爱尔兰人分为两大范畴。一类是乌斯特人，如海关总税务司赫德（Robert Hart）、驻华公使朱尔典（John Jordan）、汇丰银行经理昃臣（Thomas Jackson），均来自北爱尔兰六郡，信奉新教长老宗。乌斯特人信奉新教长老宗，兼具亲英立场与边缘疏离感，由此形成“弹性的身份认同”；盎格鲁爱尔兰人则居住于“爱独”区，文化兼容性更强。在华的乌斯特人因无法融入英格兰而寻求盎格鲁化，盎格鲁爱尔兰人则反向学习爱尔兰文化，两者皆具冒险性格。各家学者对赫德身份有不同界定：费正清称其“二元文化性”，戴一峰称其“文化仲介人”，史景迁强调其“文化模糊性”，而魏尔特与孔复礼则明确称其为“乌斯特人”。

讲座还重点追踪了安德森家族的跨代经历。海关官员詹姆斯·安德森与其妻、作家班森（Stella Benson）的生涯，生动展现了爱尔兰关员被派往蒙自、珲春、南宁、九龙等最边远、最敏感地带的职业轨迹。安德森极度厌恶上海与香港的殖民社会，批评英格兰同事“面对中国问题时常很愚蠢”，而班森则通过日记记录了西南与东北的民间生活。其子佩里·安德森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日后成为著名左翼学者，其童年随父辗转中国各地的经历，亦构成其特有的学术视野。

张志云教授最终提出“爱尔兰暗线”概念，认为自19世纪中叶赫德执掌海关，至20世纪上半叶大批爱尔兰关员被派遣至中法、中日边境争议地区，形成了一套非正式机制。这些爱尔兰官员在政治敏感地带如广州湾、东北边境，以灵活甚至隐蔽的方式推进缉私与设卡，其策略常超越英格兰外交部指令，体现了“Men on the spot”对帝国政策的实际修正。由此，研究近代中外关系必须关注这些“非英格兰”背景的知识生产者与行政执行者，将联合王国自身的民族矛盾纳入分析框架，方能避免将“英国”简单化为单一行为体。

在互动环节，水海刚教授、伍伶飞副教授以及多位博士生分别就本研究对海关史研究视野的拓展、日记史料的局限、侨居者们的社群活动、是边缘地带还是边缘人群、多元史料中的多面赫德形象等议题，与主讲人进行了深入探讨。主讲人结合自身研究，对上述问题逐一回应。本次讲座以爱尔兰人为中心，为理解作为英帝国边缘的近代中国海关与多元群体提供了新颖而扎实的案例，最终在热烈的学术氛围中圆满结束。

文字：邓璐璐

审核：伍伶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