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7月1日下午，暨南大学图书馆馆长、历史学教授刘增合老师应邀做客厦门大学，在南光楼202教室带来一场学术讲座，题为《备预不虞：封贮银制度与道咸时期西北边疆财政应急》。讲座由厦门大学历史与文化遗产学院任智勇教授主持。

讲座伊始，刘增合教授结合多年中国财政史研究积淀，分享了自身长期的观察与思考。他指出，边疆治理已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但财政维度在边疆史研究中仍处于被忽视的境地，财政史学者的研究对象多集中于中原地区。新的研究可将财政视角引入边疆治理的历史分析。清代的封贮银制度在边疆特定区域的独特运作，正是一个有效的学术切入点。通过梳理西北边疆军务纾困背景下封贮银的实操逻辑，既可丰富 “超大国家规模” 的治理理论内涵，也能对既有财政史研究中，关于传统财政协济体系的理想化论断展开反思。

刘教授系统梳理了封贮银制度的创设和发展变迁，指出其收贮规模随战争形势变化而时有调整，收贮地点亦伴随着新疆规复进程而与时俱进。从雍正五年初设直至嘉庆一朝，封贮银都未在军事上面临运作中断的重大风险。但是道光时期，海内承平日久，朝廷疏于防范，边疆驻军规模与封贮银储备额双双大幅缩减，南疆张格尔之乱的爆发立即对这套财政应急机制形成严峻考验。刘教授将此次平乱的财政调度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当地率先动用地方备贮银两，但紧急预备金收贮规模太小，应对大规模战争的能力显然不足；第二阶段，甘肃、陕西两省随即紧急调拨资金支援，户部先后两次从其他省份指拨银两用于平乱，道光帝另从内帑中动支200万两补缺；第三阶段，则是接收商捐，运抵兰州救急。但受制于疆域辽阔的客观条件，长途解银耗时久、损耗重，军需供给终究陷入 “远水难救近火” 的严峻困局。在动乱平息后，清廷调整封贮银制度，在甘肃设立“新疆备用专款”，在新疆各城设立“储备专款”，以确保重大外患突发时的军费保障，维护边疆稳定。但是这一制度的实际效用在日后又被逐渐消解。咸丰初期，由于上下对太平天国战争严重误判，新疆封贮银被当地官员“挥霍性”消耗，中央推行的约束方案基本失效，导致咸丰七年南疆喀什噶尔等地爆发倭里罕之乱时，封贮银被暂时举借商款所替代，原有封贮银应急体系难以为继。

本次讲座通过分析封贮银制度在军务应急运作的过程，揭示了财政、制度与空间因素在边疆治理中的复杂互动。刘增合教授指出封贮银制度本身条文设计存在模糊之处，在不同地区执行时有所差异，分析了清代西北地区的满汉官员在决策与资源分配中的角色与制度的“在地化“现象，强调了“人”在历史过程的关键作用。

讲座后的提问环节，众师生踊跃讨论，刘增合教授逐一回应。讲座在热烈的掌声中圆满结束。

                                                      文字 冯希茜

                                                      图片 冯希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