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1月17日下午，北京师范大学郑师渠教授应邀在厦门大学“至善大讲堂”做题为“梁启超的中华民族观及其局限”的讲座。本场讲座在南光一320会议室举行，历史与文化遗产学院、台湾研究院的师生参加，厦门大学历史与文化遗产学院院长张侃教授主持了讲座。

 讲座第一部分介绍了梁启超在中国近代民族学研究中的学术地位。郑师渠教授梳理了近代中国民族学的发展史，列举了梁启超关于近代中国民族学研究的重要文章，结合白寿彝《中国通史·导论》的论述和《近代我国民族学译著目录》的统计，从学理、事实、评价三个方面证明：梁启超“开中国近代民族研究之先河”。

 讲座第二部分介绍了梁启超中华民族观的内容。郑师渠教授将梁启超中华民族研究形成的基本观点（中华民族观）概括为三方面内容，即：“关于中华民族之形成”、“关于中华民族之现状”、“关于中华民族之前途”。郑师渠教授认为：“梁启超关于中华民族认知的基本理论与主张跳出将汉族等同中国民族的传统窠臼，其立意之高远、影响之深远，是显而易见的。”梁启超以创建“中华民族”概念为逻辑起点，重塑了中华民族演进史，其中贯穿一条主线，即“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存在与发展。

 讲座第三部分旨在评价梁启超中华民族观的得失。郑师渠教授将梁启超的中华民族观分别与顾颉刚、费孝通这些学者，以及孙中山、李大钊、毛泽东这些政治家的观点做了对比，认为：梁启超难免受时代的局限，因拘泥于学术，在判断中华民族现状及其走向的问题上，忽略了与时代互动，使其某些观点赶不上时代变迁：其一，梁启超始终未能或不愿适时明确宣示：中华民族是中国各民族的代表或为其总称。其二，欧战后梁启超虽然提出了“中国人之自觉”的命题，不乏思想创新，但终究未能看到中华民族实现复兴的正确道路何在。

 郑师渠教授表示：梁启超的中华民族研究止于20世纪20年代，于抗战爆发前的1929年病逝，因此，他不可能有1939年顾颉刚在国难当头下的顿悟，更不可能有1988年费孝通在中国改革开放浪潮中所迸发出的时代诗情，故无需苛求古人。“评介历史人物主要是看他较前人多做了些什么，而非看他较后人少做了些什么。”从积极方面看，梁启超的中华民族观不仅为民族史研究开拓了先河，而且为迄今国人中华民族认同和体认现代民族国家建设，奠定了底层逻辑与根本的思想基础，为近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从自在到自觉的历史转变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思想先导。

 本场讲座由张侃教授做总结发言。张侃教授首先代表学院和在座听众感谢郑师渠教授为大家带来精彩的演讲。他表示：郑师渠教授深刻分析了梁启超中华民族观的内涵，展现了其思想如何与时代产生共鸣。郑师渠教授品评梁启超中华民族观的得失，在时代环境与历史脉络中考察并还原历史人物的思想与实践，从人物看时代，从时代看人物，为在座听众提供了一份开展人物研究、思想史研究、史学史研究的精彩示范。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李细珠教授亦对讲座发表感想，他表示：郑师渠教授对梁启超中华民族观的研究颇具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关于20世纪20年代以后中华民族观的缘起，同时代日本东洋史学家炮制的“满蒙非中国论”，亦为一重要的外部刺激因素，梁启超、顾颉刚的中华民族观都体现出对抗侵略者理论的学术关怀。

 在提问环节，在座师生与郑师渠教授围绕“梁漱溟与梁启超中华民族观之比较”、“梁启超的大小民族主义”等问题展开深入交流。

 讲座的最后一环节，张侃教授为郑师渠教授颁发“至善大讲堂”荣誉证书，本场讲座在热烈的掌声中圆满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