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1月12日下午，法国国家科学研究院（CNRS）荣誉主任、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EHESS）研究员吉浦罗（Francois Gipouloux）在厦门大学完成其为期一个月的驻访学者活动，于南光一317为师生带来了其亚洲经济史系列讲座的收官之作《商人、走私者与海寇：海上贸易及其对帝制晚期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吉浦罗教授在过去一个月深度参与了学院的学术活动，本次讲座系其亚洲经济史系列讲座的压轴之作，由郑坤艳助理教授主持，陈博翼教授与谈。本院韩宇教授、陈瑶副教授等出席，著名汉学家包乐史（Leonard Blussé）教授也前来参加交流，吸引了众多师生参与。 

  在本场讲座中，主讲人通过分析明清时期海上贸易的运作模式，认为海洋经济呈现出官商垄断与民间私营并存的二元结构，这种结构既推动了贸易网络的扩展，又限制了资本主义的突破性发展。主讲人强调，海上贸易并非单纯的经济活动，而是深嵌于政治、法律与社会框架之中，官商与民商的互动、海盗角色的流动性以及国家政策的矛盾影响，共同塑造了帝制晚期中国经济的独特路径。基于上述理解，主讲人进一步讨论了海上贸易的适应性与局限性，并主张明清中国的海洋活力虽不缺乏韧性，却因制度性障碍无法实现向现代资本主义的转型，这与欧洲的海上贸易路径形成鲜明对比。 

  （一）海商类

  主讲人将明清海商分为官商、民商、散商和海盗-商人集团四类。官商模式以官僚资本与政治特权为基础，形成垂直垄断，例如郑氏家族通过官方许可证控制南海贸易，而地方官员如福建总兵李兴则违禁走私，体现了“官无不商，商无不官”的共生关系。民商则依赖市场机制运作，代表私营海洋贸易的内生发展，如民间集资造船开展远洋贸易，但资本有限，需通过合作策略适应风险。散商作为小规模经营者，随船出行，专营商品流通，构成贸易网络骨干。海盗-商人集团则具有双重性质，在海禁政策下灵活转换身份，“市通则寇转为商，市禁则商转为寇”，这种流动性既维持了私营贸易，又反映了国家政策的催化作用。主讲人指出，这种类型学揭示了海洋经济中权力与资本的深度纠缠，官商扭曲市场，而民商展现韧性，但整体缺乏制度保障。 

  （二）经营特征 

  主讲人认为海商群体的经营呈现出集体垄断与个人经营并存的特点。官商通过政治特权建立垄断，如晚清商氏家族“网罗山海之珍”，垄断海外贸易，甚至向荷兰东印度公司提供贷款，体现了官僚资本的国际操作。民商则依赖资源整合，如数人合伙以“金”字为符号集资造船，形成合作经营，但面临资本分散和高风险问题。船上等级制度采用家长式体制，商主与船主双重权威确保航行秩序，张燮以“蚁巢”比喻这种专业化分工。这种经营模式虽具适应性，却强化了传统精英权力，傅衣凌等学者认为海外贸易反而巩固“封建”结构，因为高门槛限制使地主和官商成为主要受益者，缺乏资本市场阻碍了资本集中和技术进步。 

  （三）运营模式 

  主讲人详细比较了独资经营、委托运营、租赁运营和合伙经营四种模式。独资经营由船长拥有船只并亲自领导，常见于清初对日贸易，但个人投资巨大，风险集中。委托运营中，富有的“有力人家”作为不随船投资者，委托可信船长管理货物，基于利润分成报酬，适用于官方铜料采购任务。租赁运营从1765年起官方许可，产生跨代被动收入，但需联保担保防范海盗。合伙经营则通过资本汇集，由最大投资者担任船长，允许外部货运，形成持久合作关系，如厦门和台湾以“金”字象征合伙。主讲人指出，这些模式体现了运营灵活性，但小规模结构限制了专业化发展，海洋资本始终与商业资本融合，未能分离出独立海运产业。 

  （四）绩效与局限

  在绩效与局限分析部分，主讲人认为明清海上贸易在适应风险的同时暴露了结构性缺陷。运营灵活性允许模式转换，如合伙制替代独资以分散风险，但资本分散阻碍了海军发展和规模扩张。例如，沙船数量从嘉庆时期的3000艘降至1820年的1200-1300艘，因码头费上涨而运费停滞，盈利能力危机凸显。专业海运产业缺失，清代对外贸易缺乏专职航运部门，船长多兼商人角色，运输合同在海洋条件下不可执行，台风和投货风险无保险保障。主讲人总结，这种系统虽具韧性，如商人通过海外拓殖和套利维持网络，但官僚整合框架抑制了创新生态，导致“有专业化无突破”，无法实现资本主义转型。 

  （五）重新理解海上贸易的演化 

  基于上述分析，主讲人认为明清海上贸易的演化本质是制度路径长期作用的结果。官商与民商的二元结构在维持区域经济整合的同时，系统性地抑制了资本集中和专业分化。欧洲的海上贸易得益于法权保障和市场竞争，而中国在官僚一体化的体制下，经济生活被深度整合于国家秩序中，海盗与商人的辩证关系虽意外维持了贸易活力，却无法克服政治干预的局限。因此，海上贸易的影响并非经济水平的简单分化，而是反映了双方在界定经济权力与制度实验上的根本差异。 

  讲座内容陈述完毕后，现场进入了气氛热烈、富有深度的互动讨论环节。陈博翼教授首先进行点评，并提出问题：“关于沙船数量减少的问题，除了海洋贸易的结构性局限外，是否也需要考虑漕运体系的影响？”为讨论提供了重要的制度视角补充。     随后，包乐史教授针对讲座的分析框架进行补充，提问为何未将“洋行”这一重要贸易主体纳入讨论范围     ，引发了在场师生的深入思考。在场同学也积极发言，问题涵盖多个层面：有同学关注到，与欧洲商人不同，马来地区的海盗-商人群体虽与当地统治者关系密切，却很少将积累的巨额资本用于扩大再生产，这些资本最终流向何处？另有同学就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以及中西方商业发展路径的根本差异展开探讨。学术氛围热烈，思想的碰撞为在场师生提供了丰富的启发。吉浦罗教授对这些问题进行了详尽回应，并与包乐史教授展开了精彩对话。整场讨论持续近一小时，学术氛围浓厚，思想交锋不断，为参与者带来诸多启发。讲座最终在全体师生热烈的掌声中圆满落幕，也为吉浦罗教授的系列讲座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往期回顾 

  亚洲经济史第1讲 

  丹尼斯·弗林（Dennis O. Flynn）：全球化的起源、终端市场和供需法则 

  亚洲经济史第2讲 

  杨倩婷（Cynthia Yeung）：流动的植物和知识：美洲仙人掌在明清中国的传播和影响 

  亚洲经济史第3讲 

  石岩湃（Patrick Stein）：从马尼拉遥望华夏：16与17世纪西班牙语文献对中国的记述 

  亚洲经济史第4讲 

  吉浦罗（François Gipouloux）：海洋亚洲作为全球史的关联典范 

  亚洲经济史第5讲 

  吉浦罗：制度创新、市场扩展与经济发展：中世纪欧洲与明清中国的比较 

  亚洲经济史第6讲 

  吉浦罗：明清中国的风险管理与保险实践：内陆、水路及海上运输 

  亚洲经济史第7讲 

  吉浦罗：法律与商业惯例：中世纪欧洲与明清中国的比较要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