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纪要 | 把穆斯林女性写入东南亚史

“多元文明共生的亚洲”系列讲座

从东北亚、内亚到大陆东南亚

（1-9讲分场次纪要）

从列岛、海岛东南亚到印度洋

（1-9讲分场次纪要）

南亚·中亚·西亚青年学者工作坊

（澎湃版、历史系版纪要）

南亚篇（1-5讲纪要）

东南亚篇（1-5讲纪要）

2025年4月18日上午，芭芭拉·沃森·安达娅（Barbara Watson Andaya）教授应邀为我院师生做题为“把穆斯林女性写入东南亚史”的讲座，该讲座系厦门大学历史与文化遗产学院“双一流名家讲坛”暨“强基拔尖人才培养系列讲座”之一，为“多元文明共生的亚洲·东南亚篇”第6讲，主持人为陈博翼教授。安达娅教授是世界著名东南亚研究学者，康奈尔大学东南亚史博士、夏威夷大学荣休教授，专长为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海上东南亚研究，曾任美国亚洲研究协会（AAS）主席、夏威夷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主任、新加坡国立大学讲座教授等，著有《其他过去：近代东南亚的妇女、性别和历史》《马来西亚史》等，参与撰写《剑桥东南亚史》及主持新的修订版，2000年获得古根海姆奖。

安达娅教授以东南亚史学研究中的性别视角缺失为切入点，开启了一场关于穆斯林女性历史叙事的深度探讨。她指出，在1400至1800年的前近代历史书写中，女性角色与母系亲属关系长期被边缘化，这一现象在东南亚尤为显著。尽管该地区以文化多元性和宗教交融闻名，但穆斯林女性的历史经验却鲜少被系统探讨。这一学术空白不仅源于史料的匮乏——尤其是前近代时期的文献——更受到传统史学中男性精英视角的主导。安达娅教授强调，重新审视这些被遮蔽的叙事，不仅能够补全地方史拼图，更能揭示性别权力与全球性议题（如殖民扩张、宗教传播）之间的深层互动。

讲座伊始，安达娅教授以一则流传千年的传说为引，揭示了历史书写的复杂性。11世纪爪哇传奇女性“Maimun之女”在《巽他史记》中被记载为“前往满者伯夷传教的伊斯兰公主”，其墓碑铭文刻有“Binti Maimun”（Maimun之女）字样。然而，这一简单记载在20世纪初被殖民学者重构为“殉道者法蒂玛”，赋予其宗教牺牲的悲情色彩；2004年，法国学者卡卢斯（Kalus）和吉约（Guillot）却试图颠覆了这一叙事——他们认为，这块石碑实为15世纪从地中海运抵爪哇的船锚部件，与当地伊斯兰化进程并无直接关联。耐人寻味的是，印尼地方史教科书（如胡斯努尔·哈基姆2022年著作《完整的爪哇伊斯兰史》）仍将其作为既定史实。安达娅教授指出，这一案例暴露了历史书写中“事实”与“虚构”的永恒张力：地方社群通过重构传说满足身份认同需求，而学者则需在批判性解读与尊重文化传统之间寻求平衡。

从传说的迷雾中抽身，安达娅教授将目光转向物质文化的变迁。她以“猪的消失”为隐喻，剖析伊斯兰化对东南亚社会的双向塑造。前伊斯兰时期的爪哇，猪不仅是重要家畜——考古发现大量满者伯夷时期的猪型存钱罐，更承担着仪式功能。1511年葡萄牙探险家皮列士（Tomé Pires）曾记载：“全岛到处都是猪。”然而，随着伊斯兰教的传播，猪逐渐退出公共领域。这一转变并非一蹴而就：19世纪荷兰殖民档案显示，民间仍存在养猪的现象，暗示着文化转型的复杂性与地方实践的韧性。

宗教对性别规范的重构，成为讲座的核心议题之一。安达娅教授对比了不同时空中的女性境遇：西班牙统治下的菲律宾，穆斯林女性骁勇善战的形象被殖民者刻意塑造成戏剧中的“反派”，以此强化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的二元对立；而在苏拉威西岛的望加锡王国，法国传教士尼古拉斯·热尔韦（Nicolas Gervaise）根据流亡王子的口述，写下“女性婚后即沦为奴隶”的论断，却与当地女性以毒药惩处不忠情人的民间传说形成鲜明反差。这种矛盾在棉兰老岛更为显著——17世纪英国旅行家记载“穆斯林贵族女性深居简出”，而百年后的另一位观察者却惊叹她们“外出自由堪比欧洲女性”。安达娅教授指出，这些碎片化记录警示我们：伊斯兰教法对性别角色的规训始终与地方文化博弈，女性既可能成为教义渗透的载体，也可能化身为抵抗的符号。

这种抵抗在宗教实践中尤为隐秘而深刻。即便在男性书写的宗教文本中，女性亦能找到协商空间——17世纪布吉斯与望加锡的伊斯兰手册详细规定交合时机与祈祷文，却暗示妻子可通过遵循教义获得生育主动权。安达娅教授以法蒂玛（先知穆罕默德之女）的形象流变为例，展现女性如何将宗教符号转化为生存策略。在分娩仪式中，马来妇女将写有经文的护身符“塞鲁苏·法蒂玛”（Selusuh Fatimah）系于右臂，祈求法蒂玛赐予平安；而传统助产士使用的Kacip Fatimah则是一味药材。法蒂玛之名可被用于多种场景，亦可用来约束拈花惹草的丈夫，时至今日也是如此。

苏菲主义（伊斯兰神秘主义）为女性提供了另一条突破路径。安达娅教授援引13世纪学者伊本·阿拉比（Ibn Arabi）的理论，指出其将女性视为“神性启示的媒介”，认为“对安拉最完美的冥想需通过女性实现”。这一思想在东南亚化为具体实践：苏菲文本以纺织、蜡染等女性劳动为灵性隐喻，将织布机比作宇宙秩序，染色过程象征灵魂净化。18世纪爪哇的康吉恩·拉图·卡迪帕滕（Kangjeng Ratu Kadipaten）正是借此跻身宗教权力网络——作为沙塔里教团弟子，她将苏菲思想传授给孙子佩多诺罗二世（Pangeran Diponegoro），间接推动了1825—1830年的反殖民战争。安达娅教授强调，此类案例颠覆了“女性仅能依附男性宗教权威”的刻板印象，她们往往通过家庭纽带与劳动技艺，悄然重塑宗教话语的结构。

政治领域的女性权力则更为显性而脆弱。安达娅教授以亚齐苏丹娜塔贾尔阿拉姆·萨菲亚图丁·沙（Sultanah Taj al-’Alam Safiyyat al-Din Syah）为例，剖析女性统治者的合法性建构策略。这位苏丹娜在丈夫去世后一位严厉却慈爱的母亲形象的掌权。爪哇的拉图·帕库布沃诺（约1657—1732）委托编纂苏菲文本，宣称“先知三大挚爱（礼拜、香料、女性）中女性为首”，并自诩“爪哇万民的护身符”。然而，女性统治终究难以撼动根深蒂固的父权体系：1699年，亚齐以“麦加教令禁止女性执政”为由终结女性苏丹时代。

讲座尾声，安达娅教授将焦点转向口述传统的历史价值。她以马来传说中的西蒂·旺·肯邦（Siti Wan Kembang）为例：这位“女王”的存在从未被考古证实，却在吉兰丹、北大年等地的口述史中成为马来民族主义的象征。安达娅教授认为，这一案例表明了口述传统的创造力，也揭示了当地社群渴望将女性纳入历史叙事的愿望，历史学家必须以敬畏之心对待这些传说。

在最后的反思中，安达娅教授坦言，重构东南亚穆斯林女性历史注定是一场未竟之旅。我们对时间和空间的知识储备是不平衡的，且概括性结论先于案例研究的基础构建是不足的。我们需要更多的案例研究、更多的合作，以及对图书馆和档案馆资源的更多数字化。我们在理解东南亚穆斯林女性历史上已取得长足进展，然而我们的知识永远只能是部分的，通往过去的门扉永远不会完全敞开。

厦门大学施雪琴教授、陈遥副教授、陈瑶副教授、沈惠芬副教授、张淼副教授、黄肖昱博士、娄湘旖博士等出席并与安达娅教授进行了热烈讨论。讲座尾声，陈博翼教授结合当前学界热点和自身经历，对本场讲座概括总结并分享了心得体会。提问环节同学们积极踊跃，安达娅教授一一做了详尽的解答。最后，同学们以热烈的掌声表达了对安达娅教授的感谢，本场讲座圆满结束。

文：周逸驰

图：陈博翼

排版：陈星宇

责编：赖欣

审核：陈博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