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5月13日下午，美国罗文大学历史系杰出教授王晴佳做客“厦大人文社科至善大讲堂”，为师生们带来了一场题为《重审“哥伦布大交换”：番薯如何改写全球史？》的精彩讲座。王教授结合其英文专著《Staple to Superfood: A Global History of the Sweet Potato》，以番薯为切入点，向在座师生生动地展示了美洲作物在全球传播中所走过的多线发展路径，打破了传统的“西方中心论”。
讲座伊始，王晴佳教授并未直接切入番薯，而是将时间拨回了20世纪60年代，铺垫了全球史兴起的时代背景：战后的60年代是西方文化的转折期，伴随着学生示威、民权运动等思潮的兴起，人们开始反思并质疑主宰近代西方的思维模式及西方现代性。在这一时代激荡下，涌现了福柯的《词与物》、怀特的《元史学》、萨义德的《东方学》等一系列划时代的史学著作。
其中，阿尔弗雷德·克罗斯比于1972年出版的《哥伦布大交换》提供了一个极具冲击力的视角。该书打破了传统的“欧洲人武力征服美洲”的叙事，提出欧洲人其实是把病毒带到了美洲。欧洲人因经历过黑死病而形成了抗体，但一直生活在世外桃源的美洲印第安人，却对这些病毒毫无抵抗力，美洲人口因此而锐减，正可谓“是病毒打败了美洲原住民”。与此同时，美洲也将众多农作物“交换”给了世界，包括番薯、马铃薯、辣椒、玉米、西红柿等。
在探讨美洲作物对世界的影响时，著名历史学家威廉·麦克尼尔曾在其著作中提出了一个强有力的论断：他认为将马铃薯引入休耕地极大增加了欧洲的食物来源，使得1750年之后欧洲人口的增长“远远超过了其他古代文明地区”。这种观点常常被引申为一种“单一线性”的历史叙事：高产作物的引进导致欧洲人口增长，进而为工业革命提供了廉价劳动力，最终促成了欧洲的海外殖民扩张与“新欧洲”的形成。
王晴佳教授尖锐地指出，这实际上是一种非常“便利”的西方中心论视角。国际学界对马铃薯的研究汗牛充栋，却长期忽视了在亚洲历史中同样甚至更具革命性意义的作物——番薯。番薯（Sweet Potato）和马铃薯（Potato）截然不同。马铃薯属于茄科，食用部分是肥大的茎（块茎）；而番薯属于旋花科，食用部分是肥大的根（块根），且番薯的嫩叶嫩芽也可以食用。更有意思的是，番薯传入欧洲的时间比马铃薯早了70多年，在早期欧洲，"potato"一词指的其实就是番薯。
王教授指出，番薯在早期欧洲的形象与如今的“平民食物”大相径庭，竟是一种“稀有昂贵的奢侈品”和“富人的食物”。莎士比亚曾在其作品中，如《温莎的风流娘儿们》中的福斯塔夫，两次提到番薯，且使用的语境都带有强烈的“催情”隐喻。其原因在于当时欧洲人对“甜味”的狂热。在十字军东征接触到南亚的蔗糖之前，欧洲人极少尝到甜味，他们因此认为甜的食物能让人兴奋、温暖身体，进而产生情欲上的联想。直到17世纪蔗糖在欧洲普及后，番薯的这种神秘光环才逐渐消退。此外，由于气候原因，作为热带/亚热带作物的番薯在欧洲并没有广泛推广开来，而只是作为一种甜品被部分接受。
与欧洲的奢华形象截然相反，番薯进入中国后，成为了实打实的“救命粮”。明代万历年间，福建商人陈振龙在菲律宾发现了这种产量高、适应性强、既能生吃又能熟食的作物，便将其带回了福建。随后，在福建巡抚金学曾等官员的鼎力推广下，番薯开始在福建地区大量种植，在饥荒之年大显身手，被誉为 “金薯”。古籍中不禁留下这样的感叹：“自从番薯入闽来，从此天下无饥民。”
史学大家何炳棣曾在《中国人口研究》中高度评价美洲作物，认为番薯等旱地作物的引入，使中国人得以利用贫瘠的山地沙壤，从而促成了明清时期中国人口的持续大爆发。但王晴佳教授在此提出了一个修正性的重要观点：真的是番薯直接导致了人口爆炸吗？
不全是。王教授指出，由于明朝末期中国人口已达一亿，在较高的人口增长压力下，人们为了生存，发挥了极大的主观能动性去主动寻找和接纳高产作物。是人口压力推动了番薯从“瓜果”逐渐转变为常态化的“粮食”，而不是简单的“引进作物就自动导致人口暴涨”的单向因果关系。在中国人口增长后，也出现了“下南洋”、“走西口”、“闯关东”的移民潮，但这与欧洲人的全球殖民扩张在规模和性质上仍有较大差距。
除了中欧，番薯的足迹遍布全球，展现出极其丰富多元的面貌：在日本与朝鲜半岛地区，17世纪，野国总管、前田利右卫门等人将番薯引入琉球及日本萨摩藩（今鹿儿岛），被称为“萨摩芋”。不仅缓解了饥荒，在帝国主义时期，高产的水分多的番薯甚至成了日军的军需干粮。在太平洋岛屿地区，大洋洲原住民称番薯为 "kumara"，这一发音与南美洲当地语言惊人一致。有证据表明，在哥伦布“发现”美洲之前，番薯就可能已经通过原住民的跨海航行传播到了波利尼西亚地区。
王教授在讲座最后总结道，理解现代世界的形成，可以用几个字母来概括：除了五种“C”（Cotton棉花, Cassava木薯, Corn玉米, Chocolate巧克力, Coffee咖啡）和三种“S”（Spices香料, Silver白银, Sugar蔗糖），我们更应该加上新的“S”和“P”——Sweet Potato（番薯）。
在热烈的问答环节中，现场师生就“番薯为何没有通过西班牙的太平洋航线直接大规模运往欧洲”、“番薯在日本传播的具体历史细节”以及“各地区番薯的复杂命名法”等问题与王教授进行了深入交流。王教授引用丰富的植物学、语言学以及地方志史料予以细致解答，进一步印证了农作物传播的偶然性与多线索性。
正如主持人李莉教授所总结的，王晴佳教授的研究跳出了将某种作物视为推动历史的单一决定论，不仅解构了“西方中心论”，更向我们揭示了：现代世界的发展并非单一叙事，而是由全球各地区、各类作物的多线互动与交流所共同造就的。随后，由李莉教授代表厦门大学历史与文化遗产学院向王晴佳教授赠送了至善大讲堂水晶纪念牌并合影留念，讲座在现场师生的热烈掌声中结束。
通讯稿作者：邓书远
排版：李云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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