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5月7日，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荣休教授、浙大城市学院艺术与考古学院讲席教授、博士生导师秦大树   应邀在厦门大学历史与文化遗产学院作题为“中国古代陶瓷外销过程中的三次与外域的竞争”的学术讲座。讲座由徐文鹏副教授主持，王新天副教授、刘淼副教授及学院师生参加。

 图1  徐文鹏副教授向参会人员介绍秦大树教授

 讲座伊始，秦大树教授首先介绍了研究缘起。他指出，中国制瓷工艺在持续创新的过程中，也不断向朝鲜半岛、中南半岛、日本列岛以及更远的西亚、中东和欧洲传播。曾受中国制瓷技术影响的地区，后来又陆续在海上贸易中与中国瓷器形成竞争关系。讲座以中国陶瓷在外销过程中三次与外域产品的竞争为主线，串联起14世纪后半叶至清末中国外销瓷的发展历程。

 第一次竞争

 元末明初与东南亚诸国的竞争

 第一次竞争发生在元末明初中国瓷器与东南亚瓷器之间。自14世纪中叶起，以越南、泰国和缅甸为代表的东南亚陶瓷开始进入海上贸易体系。至15世纪早中期，东南亚瓷器在部分市场中占据明显优势；15世纪后半叶至16世纪初，其优势逐步减弱。到16世纪中叶的嘉靖、万历时期，这一轮竞争基本结束，中国瓷器重新取得主导地位。受材料所限，目前缅甸外销瓷的整体面貌仍不够清晰。

 秦大树教授以曼谷大学Roxanna Brown对“Ming Gap”（明代间隔期）的研究为切入点，对相关观点进行了辨析。Brown通过梳理14—16世纪沉船资料，认为中国陶瓷在1325年前几乎垄断海外市场，此后在沉船中的比例下降，越南和泰国陶瓷逐渐取代中国瓷器成为大宗。秦大树教授指出，这一判断具有启发意义，但海外学者对龙泉窑年代的认识常存在误判，元末已有大量元青花和龙泉窑产品外销，也有不少明初龙泉青瓷曾被误断为元代。龙泉枫洞岩窑址发掘以后，学界对明代龙泉窑的面貌已有更深入的认识，因此讨论海外出水瓷器时，应结合中国窑址考古成果重新校正年代与产地判断。

 对于洪武至宣德时期中国瓷器恢复外销后占比偏低的问题，秦大树教授进一步指出，这一现象与明初海禁政策、龙泉窑衰落以及景德镇生产恢复过程有关。14世纪后期至宣德十年（1435年）间青花瓷器不见或极少见的判断，与目前对景德镇民窑青花兴起时间的认识大体一致，即民窑青花生产可能始于宣德末年至正统初年。所谓正统、景泰、天顺三朝的“空白期”，实际上也是民窑青花发展的关键阶段，并成为景德镇青花取代龙泉青瓷、逐渐成为外销瓷主导产品的重要节点。秦大树教授认为，Brown所使用的材料较为零散，私人收藏中仍有一定数量的明中期龙泉青瓷，由于相关产品断代仍不够精确，目前尚难准确判断“空白期”龙泉窑产品的输出规模。东南亚发现的皇家南海号、潘达南号等沉船，则较好反映了这一阶段中国瓷器在东南亚市场中相对弱势的状况。

 中国瓷器重新大规模输出始于明中期，即成化至正德时期，特别是弘治以后，东南亚瓷器占比持续走低。至嘉靖前期，二者基本不再构成直接竞争关系，东南亚瓷器则更多表现为各类储物罐。弘治、正德时期相关器物呈现出较明显的伊斯兰风格，可能与东南亚地区持续推进的伊斯兰化进程有关。这一阶段的重要沉船材料包括利那浅滩沉船、文莱号沉船、圣克鲁兹号沉船和宣德沉船等。

 秦大树教授还介绍了东南亚地区相关窑场，如越南朱豆窑、升龙官窑等，并简要说明了东南亚窑场与中国窑址之间的技术和风格关联。他强调，严格来说，中国瓷器与东南亚产瓷器竞争的主要市场，是东南亚岛屿地区。

 图2  秦大树教授介绍相关背景

 模仿与竞争

 17世纪中日瓷器的竞争

 第二次竞争集中在17世纪中国瓷器与日本瓷器之间。明清易代后，郑成功所领导的抗清力量仍在东南沿海坚持活动。清朝为限制商船出海与敌方贸易，开始厉行海禁；除少量走私贸易外，中国瓷器出口一度基本停止。郑成功率军东征台湾并从荷兰人手中收复台湾后，荷兰失去了东亚重要贸易中转站，不得不转而发展与日本等地的瓷器贸易。

 17世纪前半叶，日本大量订制中国瓷器，代表品种包括日本人所称的“古染付”和“祥瑞瓷”。景德镇瓷器传入日本，不仅带去了风格独特的器物，也推动了相关生产技艺和审美样式的传播。荷兰转向日本获取瓷器后，又以中国瓷器为原型要求日本仿制，从而推动了“伊万里”（Imari）瓷器的外销。伊万里瓷器包括青花瓷，也包括被称为“柿右卫门”（Kakiemon）的彩瓷。17世纪中叶以后，日本瓷器开始大规模进入海外市场，并对中国瓷器形成明显冲击。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清廷统一台湾后，康熙帝发布开海贸易的谕令。次年，清廷在广东、福建、浙江和江南分别设立粤海关、闽海关、浙海关和江海关，形成以“四海关”为核心的海外贸易管理体系。海外商人再次进入中国沿海贸易网络，而经历王朝更迭和三藩之乱后的景德镇制瓷业也逐渐恢复。政策限制解除后，中国瓷器凭借产量、成本和成熟技术迅速重新进入国际市场，并重新占据海上陶瓷贸易的重要位置。

 不过，经过数十年的发展，日本瓷器已形成色彩鲜艳、装饰鲜明的自身特色，并赢得了不少欧洲消费者的喜爱。因此，中国瓷器在重新进入国际市场后，也开始仿制日本伊万里瓷器，与之展开竞争，形成日本伊万里与“中国伊万里”之间的互动与较量。由于日本瓷器在烧造技术、原料处理以及钴料供应等方面仍受限制，生产成本较高，价格长期居高不下。荷兰东印度公司因成本压力逐渐减少日本伊万里瓷器进口，并最终于1757年结束与日本之间的官方瓷器贸易。

 远方的挑战

 18—19世纪中国瓷器与欧洲瓷器的竞争

 第三次竞争来自更远的欧洲市场。地理大发现以前，欧洲国家对中国的了解较为模糊。1514年以后，葡萄牙人开始构建从中国通往欧洲的贸易路线。嘉靖以后，环球贸易体系逐渐稳定，以景德镇为代表的青花瓷和彩瓷大量输往欧洲市场。17世纪，随着外销欧洲的中国瓷器数量激增，荷兰东印度公司为适应欧洲人的日常生活和饮食习惯，开始订制符合欧洲使用需求的器型与图案。从嘉靖后期至18世纪初，中国瓷器在欧洲市场广受欢迎，这也是景德镇生产和外销的重要繁荣时期。

 欧洲人早在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就开始仿制青花瓷。17世纪中叶，清初海禁导致中国瓷器外销近乎停滞，荷兰代尔夫特等地的制陶业借机迅速发展。虽然受资源与技术限制，欧洲窑厂在17世纪尚未烧制出真正意义上的硬质瓷器，但陶业生产已达到相当规模。1709年，在奥古斯都二世的督促和资助下，迈森成功烧制出真正意义上的硬质瓷器，即“迈森瓷”。迈森瓷厂随后成立，并在较短时间内建立起广泛影响，开始打破中国瓷器长期以来在欧洲高端市场的垄断地位。

 作为欧洲早期具有代表性的皇家瓷器生产机构，迈森瓷厂引领并推动了法国、意大利、英国、荷兰和葡萄牙等国皇家瓷厂的建立。这些瓷厂掌握新的制瓷方法，拥有皇室资助和较现代化的管理制度，能够生产大量精美产品。欧洲消费者逐渐转向使用本土瓷器，中国瓷器在高端市场受到明显挤压。相比之下，17世纪后半叶以后，景德镇制瓷业进入“大分工”阶段，也可视为早期工业化进程的一部分，不同地区逐渐形成专业分工。秦大树教授强调，过去多认为景德镇“大分工”可能形成于明晚期万历时期，但从景德镇地区最新考古发掘成果来看，其成熟时间可能晚至康熙前后，并逐步形成较为明确的“码头—商铺—作坊”体系。尽管如此，景德镇生产仍以小作坊为基本单位，其组织模式与欧洲皇家瓷厂和工厂化生产相比仍存在差异。

 18世纪下半叶，中国外销瓷不得不与欧洲本土化产品竞争，并开始仿制欧洲瓷器。中国外销瓷价格较低，且在造型和装饰上能够按样生产，因此欧洲市场仍进口大量中国瓷器，将其作为相对廉价的替代品。与此同时，英国瓷业逐渐成为欧洲面向中产阶级生产廉价陶瓷的重要力量，相关窑厂多聚集在斯塔福德郡北部，并在18世纪上半叶迅速工业化。1757年，英国伍斯特瓷厂（Worcester）掌握了能够复制釉下青花纹饰的转印技术。18世纪90年代，英国斯波德工厂（Spode）又以中国外销瓷上的“垂柳纹”图案为蓝本，制作出后来广泛流行的转印花纹。

 随着“垂柳纹”等图案通过转印技术被英国瓷厂大批量生产，欧洲中产阶级和普通家庭也得以使用价格更低、图案稳定的陶瓷产品。技术革新、市场扩大和产品畅销相互促进，进一步推动了英国制瓷业发展，转印图案也变得更加丰富。在这一此消彼长的过程中，中国瓷器逐渐失去欧洲日用瓷市场。19世纪以后，中国外销瓷更难与欧洲瓷器抗衡，在环球贸易的远端市场中，也大量被欧洲廉价转印瓷器取代。总体而言，在欧洲市场，中国瓷器逐渐失去高端与中低端日用市场的优势；在非洲和美洲的部分市场，也受到欧洲廉价瓷器挤压；东亚市场则更多由朝鲜半岛和日本制瓷业占据。与前两次竞争相比，这一次中国瓷器总体处于被动和失势状态。

 与此同时，中国外销瓷也不断开拓新市场。17世纪，荷兰东印度公司已将中国瓷器带至美洲大陆。1776年美国独立后，美国与中国之间开始直接开展瓷器贸易，美洲市场对广彩瓷保持持续需求，大量日用青花也作为压舱货进入贸易体系。不过，这些产品在胎釉发色和绘画质量上均有所下降，图案也大为简化，被称为“广东样式”。约至1820年前后，中国瓷器在美国市场的销售达到高峰；此后，品质改良、成本降低、款式多样的欧洲瓷器进入美国，美国本土瓷器生产也逐渐供应本地市场，中国瓷器由此呈现颓势。随后，中国又开拓澳洲市场，但这些新市场同样不断受到以英国斯波德瓷器为代表的欧洲产品冲击。

 与欧美市场形成对照的是，东南亚市场并未完全丧失。中国瓷器仍以更大规模进入这些地区，但质量更低、日用化器物成为主流。景德镇制瓷业自咸丰年间开始快速衰落，闽粤沿海地区则兴起一批生产低端外销瓷的窑场，其产品主要输往东南亚，并形成以广州、汕头等地为主体的外销格局。清代中晚期，闽粤地区“闯南洋”风潮兴起，在东南亚形成规模庞大的华侨群体，成为闽广地区低价日用瓷的重要消费群体。就出口数量而言，这一时期的瓷器外销量甚至较乾隆时期更多。从市场结果看，这一轮竞争在东南亚地区更接近平局：中国瓷器不再维持高端外销品的全球优势，却仍依托区域消费网络保持了相当规模的输出。

 图3  秦大树教授讲解讲座内容

 讲座最后，秦大树教授围绕福建外销窑址等问题与刘淼副教授展开讨论，并回答了在场学生的提问。讲座内容丰富，脉络清晰，从中国陶瓷外销史中的三次竞争出发，展示了技术传播、市场变动、贸易政策与全球消费需求之间的复杂关系。会议在热烈的交流氛围中圆满结束。

 图文：历史与文化遗产学院

 排版：陈思芃

 责编：张楚涵

 审核：徐文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