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 年3月27 日下午，南强学术讲座在厦门大学南光楼317会议室举行。本次讲座特邀河南大学人文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院长、河南省历史学会会长张宝明教授主讲，主题为“‘赛先生’之累与李约瑟之问——知识史视野下的‘科学’再审视”，厦门大学历史与文化遗产学院张侃院长主持本次讲座，学院师生代表到场聆听。讲座开始前，主持人张侃院长代表厦门大学历史与文化遗产学院向张宝明教授赠送南强讲座纪念牌，以申谢忱。

  讲座伊始，张侃院长致辞，重点介绍了李约瑟与厦门大学的深厚渊源。张宝明教授从讲座题目谈起，指出近代中国社会将诸多发展困境与变革期望都寄托于科学之上，使科学承担了远超其本身功能的过重任务，而近代中国的许多深层问题，并非单纯依靠科学就能解决。科学与技术的概念并非等同，二者的关系类似中国传统思想中的“道”与“术”，这种本质区别长期影响着我们对科学发展的认知偏差。近代以来，科学在中国始终被限制在“经世致用”的框架内，难以实现独立发展。 

  张宝明教授首先从知识史视角出发，系统剖析了中西方知识传统的核心差异，指出这种差异是理解“科学”在中国发展路径的关键。中国传统知识体系以“经验传承”为核心，依靠“手把手”的口传心授，缺乏对知识本源、内在逻辑的深度挖掘。自然知识与人的人事知识并未分离，自然之律往往被附会为人事伦理的延伸，无法形成独立的科学逻辑体系。此外，儒家科举取士的选官制度对知识发展影响深远，士大夫阶层为跻身官僚体系，对文理知识多“浅尝辄止”，一旦科举中举、跻身仕途，便满足于既有成就，丧失学术进取热情，进一步制约了知识的深度发展。 

  西方科学传统起源于古希腊，在古希腊的知识话语中，科学与人文同属自然科学范畴，并未明确分离；随着自然哲学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传播与发展，科学与人文逐渐分化，至19世纪末，随着科学实验方法的广泛运用，源于实验的经验科学（science）逐渐定型，成为独立的知识体系。古希腊对科学知识的建构，核心源于对自由学术的向往，真理与自由被视为学术研究的第一天职，且古希腊的逻辑推理、归纳演绎等思维方式，为科学发展提供了重要方法论支撑。15世纪以后，科学逐渐从哲学（philosophy）中分离出来，实现独立发展，形成了具有自身规律与体系的知识形态。 

  science概念传入中国后，其内涵与功能发生显著变化，从一种知识工具逐渐演变为一种信仰，甚至走向唯科学主义，远超其作为知识本身的本意。无论其形态如何演变，其在中国的根基始终是“经世致用”，始终服务于国家救亡图存、社会变革的现实需求，导致科学难以摆脱实用主义束缚，实现真正的学术独立。 

  随后，张教授从“学术与政治”“科学与科技”“德先生与赛先生”三个维度，结合知识史视野，讨论中国科学发展的困境与路径。他强调，西方的科学革命推动哲学重新面向未来，并逐渐走向中立，为科学独立发展提供了思想基础；而中国传统社会中，学术与政治缠绕过于紧密，学术始终依附于政治，“学而优则仕”的传统使学术成为跻身仕途、服务政治的工具，严重影响知识的中立性，阻碍科学自主发展。在“科学与科技”维度，二者的认知混淆，导致中国近代以来多注重科技应用层面，忽视科学理论体系建构，这也是李约瑟难题的重要成因之一。在“德先生与赛先生”维度，共和与民主的历史渊源，成为科学在中国传播并被接受的重要基础，科学与民主存在天然内在联系，且中国传统中重视实用理性的特质、知行合一的思维模式，更能满足近代知识分子对民主与科学的双重需求，使二者形成相互支撑的传播局面。 

  最后，张宝明教授以“轴心时代之谜”为中心，进行三个层面的回应。其一，在学问与事功的“志业”选择上，中国“学而优则仕”观念根深蒂固，知识分子对庙堂“事功”的追求远超纯粹学问探究，近代救亡图存背景下，师夷长技、西学为用等主张，本质上是将学术与国家命运绑定，但人的精力有限，学术探究与事功实践难以兼顾，制约了思想与学术的深度发展；其二，在为学与为用的知识观上，中国传统文化中二者相互交织，“为学”往往只是“为用”的手段或辅助，学术独立理念难以兑现，而“为学术而学术，为真理而真理”的精神，是实现学术与科学突破、破解李约瑟难题的关键；其三，在信仰与科学的关系上，对科学的笃信与排他性容易陷入机械论泥潭。 

  AI时代背景下，人文学科如何调整定位、与科学良性互动成为新的时代之问。同时，科学并非万能的真理，人文质素不可或缺，且科学无法回应人类“终极关怀”，二者必须协同发展。 

  讲座结束后，进入提问研讨环节，哲学系谢晓东教授与经济学院杨权教授针对讲座内容展开热烈探讨，分享王亚南先生对李约瑟之问的思考，以及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与误读。张宝明教授逐一解答回应，进一步深化了师生对讲座主题的理解，现场气氛热烈。本次南强学术讲座在掌声中圆满落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