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2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作为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创办的百年学府，厦门大学在抗战烽火中坚守教育救国、文化抗战、科技报国使命，与海内外同胞一起共同谱写了抵抗日寇的壮丽篇章。为弘扬嘉庚精神、赓续红色血脉、缅怀革命先烈，厦门大学历史与文化遗产学院推出系列文章，生动再现那段救亡图存的抗战烽火，激励吾辈汲取前行力量，奋进一流征程。
引言
“吾人若复袖手旁观，后患何堪设想！”——这句振聋发聩的呐喊，是陈嘉庚早年面对国家积弱、列强环伺时发出的警世之音。它不仅揭示了这位爱国侨领精神底色中“忧国忧民”的核心特质，更成为其一生奋斗的起点。
从台湾被侵占的切肤之痛，到目睹民生凋敝的愤懑疾呼；从组织化救援的侨力统筹，到跨国界动员的立体支援；从明辨是非的决绝斗争，到超越党派的团结凝聚；从战时教育的坚守与革新，到制度改良的实践智慧，他在民族危亡之际，以忧患意识为驱动力，以务实行动为路径，构建了从觉醒到担当的完整精神图谱。本文将从忧患意识、行动实践、气节坚守、教育实业四个维度解析陈嘉庚的精神史诗。
图1 陈嘉庚肖像
一、忧患深植：家国命运的清醒守望
（一）忧国之思：从主权坚守到国运求索
陈嘉庚的忧国之心，始终系于国家领土完整与民族前途。少年时期目睹列强环伺、民生凋敝，已然埋下他毕生忧国忧民的种子。这份深切的忧患意识绝非消极的哀叹，而是升华为“思欲尽国民一份子之天职”的自觉行动，一颗心随时随地惦念着祖国。
1910年，他毅然加入同盟会，积极襄助孙中山的革命事业。辛亥革命后，他出任福建“保安会”会长，筹款纾解闽省困境，为稳定地方局势贡献卓著。
1919年，当台湾仍被日寇侵占时，他便疾呼国人猛省，痛陈失地之痛；晚年在集美鳌园亲撰《台湾史略》，开篇即明“台湾为我国东南一大岛”，并呼吁海外国民党人回到爱国的行列，共同推动和平解放台湾，将国家统一视作毕生信念。这种对主权完整的坚守，成为他投身民族救亡的精神根基。
1940年，六十多岁的陈嘉庚率南洋华侨慰劳团回国，遍历十五行省。彼时山河破碎，国民党统治区官僚奢靡与民生凋敝形成刺目反差，他不禁发出：“中国的救星不知在哪里？即使出世了，或者正在学校读书，恐怕还要三几十年后才能出来担当国家大事，国家前途深可忧虑”的慨叹。这份忧虑并非绝望，而是对救国力量的迫切求索。直到延安之行，目睹毛泽东窑洞夜谈军民屯田的务实举措，看到官兵平等、自力更生的蓬勃气象，他才豁然开朗：“原来拯救中国的人不但早已诞生，且已做出许多大事。”从“杞忧”到“释忧”的转变，既显其对时局的清醒认知，更藏着对民族未来的坚定信念。
图2 1949年6月，陈嘉庚与毛泽东主席在北京中南海勤政殿前合影
（来源：中国侨联）
（二）忧民之切：破除陋俗与启蒙担当
在陈嘉庚看来，民生疾苦，比山河破碎更触目惊心。他深恶旧俗对民众的桎梏，痛斥“风水迷信”“迎神赛会”等陋习消耗民力，更反感等级制度下的官贵民轻。为唤醒民众，他撰写《住屋与卫生》等通俗著作，以浅显语言普及科学知识，将启蒙视为救民于蒙昧的关键。
图3 陈嘉庚遗著《住房与卫生》
（来源：深圳特区报）
陈嘉庚在辛亥革命期间采取的诸多支持行动，暗藏着他为民众谋求民主与自由的理念。他曾直言：“孙中山先生打倒满清是中国第一次革命，是为中国民主政治打定了基础。”可北洋军阀掌权后的黑暗统治，让陈嘉庚深感痛心；而延安之行，成为他民主思想发展的重要转折点，使他对爱国与民主的理解实现了根本性提升。
二、行动破局：统筹侨力的战略实践
（一）组织化救援：从筹赈到全球声援
面对国难，陈嘉庚的行动从不局限于空谈。早在上世纪二十年代，他就在南洋华侨群体中播撒团结御敌的火种——1928年5月，针对日军制造的山东惨案，他在新加坡牵头组建华侨筹赈组织并担纲负责人，一边带领侨胞严词声讨日本侵略者的暴行，一边发动捐款救助受难同胞家属，为后来的侨界救亡运动积累了宝贵经验。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他迅速发起成立“马来亚新加坡华侨筹赈祖国伤兵难民大会委员会”，短短数月便整合南洋的华侨团体，构建起侨胞支援网络。1938年，他推动成立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并任主席，制定“筹款、宣传、抵制日货”三大任务，让分散的侨力凝聚成抗敌洪流。他说：“盖国家之大患一日不能除，则国民之大责一日不能卸；前方之炮火一日不能止，则后方之刍粟一日不能停。”
图4 陈嘉庚在大会上演说，号召华侨支持祖国抗日
（来源：中国新闻网）
为确保支援高效持久，他创新筹款机制：自身率先承诺每月捐国币2000元，直至抗战胜利为止，即便企业濒临破产也从未中断；针对侨汇因纳税受损的问题，提出避税的四条建议，最大限度减少资金损耗；坚持捐款纯为义举，不换收公债，在报刊公开声明取之侨胞，用之抗战，以“义始利终”原则赢得侨胞信任。据统计，1938至1941年间，南侨总会每月筹捐超734万元国币。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南侵，侨居地陷入危局。陈嘉庚临危受命，出任新加坡华侨抗敌后援会会长，在战火中继续领导侨胞开展英勇抗日斗争。马来亚陷落、新加坡危急之际，他不顾自身安危，果断将华侨义捐的800余万元巨款悉数汇回祖国，以解抗战燃眉之急。新加坡沦陷前夕，在友人反复催促下，他才被迫撤离，辗转避难于爪哇；爪哇沦陷后，他化名隐居玛琅，在当地华侨及集美、厦大校友的冒死掩护下，历经数月颠簸辗转。彼时，日寇视其为 “南洋抗日之巨头”，派宪兵日夜搜捕，处境险象环生。但身陷重围的陈嘉庚泰然自若，体谅保护者的忧虑，坦言“人生自古谁无死”，并誓言宁死不屈、拒当傀儡，愿“以一死谢祖国”，为此暗藏氰化钾以备不测。即便在如此艰难的环境中，他仍坚持秘密撰写近四十万字的《南侨回忆录》，详细记录南洋华侨支援抗战的历程，旨在“使海内外同胞知南侨对抗战之努力”。这部著作与斯诺的《西行漫记》相互呼应，成为国际社会了解中国抗战的重要文献，也让侨力支援的火种在黑暗中持续燃烧。
他还主导“十万华侨签名运动”，推动抵制日货在南洋全境实施，让日货运销一落千丈。这些组织化举措，使南洋华侨的支援从自发行动升级为系统工程，成为祖国抗战的“输血大动脉”。
（二）跨国界动员：突破封锁的立体支援
陈嘉庚的支援，是跨越山海的立体布局。在物质层面，1939年，闻悉滇缅公路运输告急，陈嘉庚慨然以南侨总会名义号召侨界青年归国效力。他还特别关注机工的生活待遇，当获悉国民政府未能兑现待遇承诺时，他毅然致电蒋介石提出抗议，拳拳护侨之心，令人感佩。为解战时医药之困，他在新加坡组织医药界华侨成立南侨总会医药委员会，建立制药厂生产急需药品；与爱国侨领在重庆创办中国药产提炼有限公司，生产91种急需药品，有力地支持了祖国战时医药需求。
图5 1939年3月13日，陈嘉庚先生介绍南侨机工许志光回国服务的信函
（来源：福建省侨联）
在舆论战场，他同样锋芒毕露。1923年创办的《南洋商报》，成为揭露日寇暴行、呼吁侨胞爱国的阵地——即便因披露奸商偷运日货遭报复，橡胶厂被纵火焚毁，他仍坚持办报不辍。1946年国民党发动内战后，他以南侨总会主席名义致电美国总统杜鲁门，代表南洋一千万华侨呼吁：“误信武力可灭公理”，电文震动国际舆论，让海外侨胞的和平呼声穿透了强权壁垒。
从滇缅公路的千里驰援到国际舞台的正义发声，陈嘉庚用跨国界的行动证明：爱国从不是地理的局限，而是无论身在何处，都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的担当。
三、气节立骨：明辨是非的原则坚守
（一）决裂汉奸：从警告到旗帜鲜明的斗争
民族危亡之际，陈嘉庚的是非观如钢似铁。1938年广州、武汉陷落后，汪精卫“和平救国”论调甚嚣尘上，这位侨领先以私人名义连发电报劝诫，见其执迷不悟，随即在第二届国民参政会上掷出“在敌寇未退出国土以前，公务人员任何人谈和平条件者当以汉奸国贼论”的提案，如惊雷劈开妥协迷雾，成为举国公认的“救国信条”。当伪维新政府发来“赞成和平亲日”的诱降电时，他嗤之以“一笑置之”，在《南洋商报》撰文直斥其“沐猴而冠，已非炎黄后裔”。
图6 1938年10月，国民参政会参政员陈嘉庚从新加坡给正在召开的国民参政会拍来的电报提案
（来源：新华网）
为肃清投降主义流毒，他领导南侨总会发动侨胞声讨，各地侨团致电国民政府要求“严惩汪贼”的电报如雪片纷飞，最终迫使国民党当局下令通缉。即便面对日伪特务的威胁，他仍在《南侨回忆录》中明言：“汉奸必遭天谴”，以笔为矛坚守民族大义。这种“除恶务尽”的决绝，让忧患意识化作了斩断投降锁链的利刃。
（二）超越党派：以救国大义凝聚团结
在党派纷争中，陈嘉庚始终站在民族立场的制高点。1940年重庆之行，他见国民党官员对日寇暴行缄口不言，却针对共产党，不禁质问：“对敌人如彼，对同胞如此，真不知是何居心？”但他并未陷入门户之见，反而呼吁“凡有政治上不快之事，待抗战胜利后解决”，劝诫两党“以救亡为前提”。
延安八天的所见所闻，让他完成了思想的蜕变：毛泽东在窑洞油灯下谈军民屯田，官兵同吃小米饭，百姓踊跃参军的景象，与重庆的奢靡形成强烈对比。他在演讲中公开宣告：“中国的希望在延安。”从最初的不甚了解到后来的坚定支持，体现了陈嘉庚大义为先的清醒。正如他对厦大师生所言：“判断政治好坏，唯看是否利于民族复兴”。
图7 1940年5月，陈嘉庚率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视察团访问延安
（来源：各界新闻网）
图8 1940年7月26日《新华日报》，第2版
（来源：“学习强国”学习平台）
四、长远擘画：教育与实业的深远布局
（一）教育坚守与革新：战时救国的根基工程
陈嘉庚的救国蓝图中，教育永远是奠基之石。1940年归国考察时，即便集美校舍已被日寇炸毁大半，他仍捐出200万元扩充五所学校；避难爪哇期间，仍惦记新加坡华侨师范学校的开支，叮嘱校董“宁减家用，不减学费”。他为集美制定“诚毅”校训，为厦大题“自强不息”，将爱国基因注入教育血脉——抗战期间，集美师生组成战地服务团，厦大学子投笔从戎者达数百人，印证了他“教育为救国根本”的远见。
这种坚守早在抗战前已见端倪：1913年创办集美小学时，他就在课桌上刻“勿忘国耻”；为橡胶产品注册“钟”牌商标，寓意“警钟长鸣”。据统计，他一生投入教育的资金相当于今1.5亿元人民币，企业收盘时仍变卖资产维持校费。正如萨本栋所言：“陈公以毁家兴学诠释了‘教育救国’的真谛”，这种着眼长远的坚守，让忧患意识转化为培育栋梁的绵绵之力。
（二）制度改良与实践：社会进步的务实探索
在推动社会进步上，陈嘉庚展现出务实的改革魄力。1940年考察福建时，他发现运输统制导致“三日可达的米粮，两月始达且霉变”，壮丁被“绳捆索绑如囚徒”，当即致函省主席陈仪七次，痛陈“苛政猛于日寇”，直指地方施政的弊端。然而，陈仪始终敷衍塞责，对民生困境置若罔闻。见此情形，陈嘉庚果断调整策略，转而向国民政府详细揭发陈仪的“十大罪状”，凭借坚定的决心与务实的行动，最终促成陈仪被罢免。这一举措切实缓解了福建百姓的苦难，而其以改革为路径的实践智慧，也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
图9 陈嘉庚给福建省政府主席陈仪多次发函
（来源：厦门大学泉州校友会公众号）
在侨社治理中，他更打破“方言壁垒”，将新加坡福建会馆改组为联合各帮侨胞的爱国团体，提出“民族主义至上”的理念。1937年成立的筹赈会，特意吸纳闽、广、客等各帮代表，用“共同救国”取代地域隔阂。这种“既敢直言批判，又善务实建设”的智慧，让忧患意识转化为推动社会革新的实践力量。
图10 1937年7月，陈嘉庚领导的星华筹赈会募捐公告
（来源：集美大学公众号）
结语
陈嘉庚的精神世界，是忧患意识催生的责任感、组织能力支撑的行动力与原则坚守塑造的气节力的三重交响。他深知“主权危机”与“制度焦虑”的紧迫性，却未止步于忧思，而是以组织化救援打破地域壁垒，以跨国界动员突破封锁桎梏；他痛斥汉奸投降的软骨病，却超越党派偏见，以“救国大义”凝聚团结力量；他毕生投入教育，将“诚毅”“自强”的基因注入民族血脉，更以制度改良的实践智慧推动社会革新。
这种精神坐标，在当代民族复兴的语境下愈发闪耀——其“从社会取之，用之社会”的奉献观，是企业家精神的典范；其“务实不妥协”的斗争智慧，是破解时代难题的钥匙。
历史从未远去，精神永远在场。当乡村振兴需要“毁家兴学”的担当，当科技创新呼唤“自力更生”的韧性，当国际竞争考验“团结御侮”的智慧时，陈嘉庚的精神遗产便如灯塔，照亮每一个中华儿女在忧患中觉醒、在行动中担当的征程。他的一生，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注脚，更是“民族复兴，吾辈当行”的召唤。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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