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0日，《The Innovation》杂志在线发表了厦门大学历史与文化遗产学院郭明建教授与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付巧妹研究员、刘天翔博士、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赵战护研究员等学者合作的《The genetic history around the southeastern Mongolian Plateau traces Neolithic cultural diffusions in northern East Asia（蒙古高原东南缘区的遗传历史追溯新石器文化在东亚北部的扩散）》《Family-based community organization in Neolithic northern China from 8,800 to 7,500 BP（新石器时代中国北方距今8,800至7,500年前以家庭为核心的社会组织模式）》两篇论文。

郭明建教授作为项目负责人，2016-2020年带领团队在坝上草原地区持续开展区域系统考古调查、兴隆遗址发掘和资料整理工作。2024年进入厦门大学任教以来，继续与相关学者合作开展相关研究。这两篇论文就是研究团队关于兴隆遗址和四台遗址新石器时代人类骨骼的最新成果。

两篇论文是目前对东亚地区最早社会结构的研究，重构了距今8,800-7,500年前蒙古高原东南缘以家庭为核心的社会组织模式，展现了社会演化的多元路径，系统揭示了东北亚早期社会的形成、技术与文化传播模式及社会组织演化进程。研究结果表明，我国蒙古高原东南缘不仅是新石器时代社会的重要策源地，还是新石器文化的交汇地、北方草原文化的缘起地，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进程的重要早期源头之一。这些成果深化了我们对东北亚史前文化与社会发展的理解，凸显了早期社会的创新性与多样性。

《Innovation》杂志是由中国科学院青年创新促进会百余会员与Cell Press（细胞出版社）于2020年5月共同创办的开放获取英文期刊，覆盖自然科学全领域。2023年，该刊以影响因子32.1和引用评分23.6位列全球综合性学术期刊第三，仅次于《Nature》和《Science》，现为中国科学院JCR Q1区TOP期刊。

蒙古高原东南缘及其周边地区的人群历史演化图

新测序古人群的地理位置和年代示意图

全新世早期气候转暖促使人类从高度流动的生活方式逐渐转向定居与半定居生活。坝上地区兴隆、四台等遗址出土的大量房址、农具及粟黍遗存显示，约8,800-7,500年前坝上草原地区已形成与农业生产相关的早期定居社会，出现东北亚最早的大型聚落之一。这一距今8,800年至7,500年前的社会组织模式到底是怎样的呢？针对兴隆遗址和四台遗址的合葬墓，研究团队通过对对这些合葬墓的基因的研究，揭示出当时独特的社会结构、丧葬习俗和婚配模式。

传统观点一般认为，史前社会是随着农业发展，由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演化。比如，近年来，古基因组对河南八里岗和山东傅家遗址的研究，分别证明了这两个地方的人群分别是距今5,000年前的父系社群和4,700年前的母系社群。然而，研究团队对兴隆和四台的合葬墓的研究表明，这些地区的先民主要由以父母与子女构成的核心家庭组成，没有明确父系或母系遗传特征，在居住模式上也不以父系或母系为主导。这一发现提出了还存在以家庭为核心的早期社会组织模式的观点。就是说，早期社会组织的演化不是此前一般所认为的从母系氏族社会到父系氏族社会的线性，而是具有多样性。

兴隆遗址的居室葬中出现了非亲缘关系成员，四台遗址合葬墓的13个个体更是包含了3个不同的家庭以及3个不属于其中任何一个家庭的个体，这表明在以家庭为核心之外，兴隆和四台社群可能同样开放接纳非血缘的家庭成员，形成家庭—跨家庭的社会组织，以及包含非血缘家庭成员的合作包容的社会结构。考古学家认为，距今6,000至4,800年前仰韶文化中晚期出现的跨家庭合葬墓，标志着社会结构复杂化以及更大型社会组织的萌芽，而距今7,600年前四台遗址遗传学实证的跨家庭合葬将其更往前推进了至少1,600年。而兴隆与四台遗址出现了“屋内合葬”习俗，逝者被埋葬于居住建筑内，构成数个家庭单位，这一做法进一步强调了家庭在社会组织与丧葬文化中的核心地位。四台遗址出现的3个家庭合葬在同一屋内的独特丧葬习俗，暗示这些家庭在生前可能共同生活，在死后共同埋葬，说明家庭不仅是生活单位，也可能是信仰与社会认同的核心。

此外，兴隆和四台人群普遍避免近亲和族内婚配，这与傅家、八里岗、北阡等史前遗址相对常见的同族婚配、近亲婚配现象形成鲜明对比，表明早在距今8,800至7,500年前，蒙古高原东南缘人群便已开始有意识地避免同族或近亲间婚配，可能已存在初步的婚姻规范与社会调控机制，体现了史前东亚地区婚配制度的多样性。

四台遗址和兴隆遗址的家庭合葬墓平面图

内蒙高原东南缘区是为我国新石器时代社会的重要策源地之一，其距今8,800-7,500年前裕民文化和四台文化人群具有跨越千年的遗传稳定性，表明这两支文化的形成并未受到外部人群的遗传影响，体现出北方草原早期社会的自我创新能力，这两支文化还发展出了较早且成熟的粟作农业，但与黄河流域仰韶文化粟作农业人群并无额外遗传联系。这个发现意味着，粟作农业在蒙古高原与黄河中游可能是两条平行而非传播依附的技术创新路径。

裕民文化和四台文化人群所代表的蒙古高原东南缘祖源，还成为东北亚地区后期诸多文化人群的直接来源。自旧石器时代末期至新石器时代中期，蒙古高原东南缘与蒙古高原北部、环贝加尔湖区域及西辽河流域等地之间持续存在着遗传交流。蒙古高原东南缘祖源在距今1.4-1.1万年前对贝加尔湖及蒙古高原北部人群均有遗传贡献，与细石叶技术广泛扩散的年代一致，这表明跨蒙古高原的人群流动推动了细石叶技术的传播。这一祖源对西辽河流域新石器时期中期的哈民忙哈文化和红山文化也有重要遗传贡献，可以证明蒙古高原东南缘是多支后期文化人群的直接来源地。距今约5,700年前，蒙古高原东南缘人群遗传连续性被来自蒙古高原东北部距今约7,000年前人群所打破，并与兴隆遗址同时期的文化变革相吻合，表明考古文化剧变伴随显著人群更替。蒙古高原东南缘距今约5,000年前的郑家沟、雷公山人群，在文化与遗传上均与红山文化高度一致，说明红山文化晚期向西南扩散亦伴随着显著迁徙。这些发现实证了蒙古高原东南缘居于连接周边人群往来、文化互动的枢纽地位。

蒙古高原东南缘及其周边地区古人群的遗传结构图